9民办教育面对“生死劫”

6月28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取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通知》。 “文凭考试”是对1993年没有颁发文凭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支持。它已成为中国大多数私立大学的生存支柱。

8月,浙江32所私立大学的校长共同质疑“取消”,并认为这是一次突然袭击。 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宝庆说,教育部在回答《人民日报》提问时,教育部始终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如果教育工业化,将破坏教育事业。”

9月15日,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南洋教育集团董事长任经纬完全退出了“南洋”。

十月,任作京写了一本小册子《教育炼狱十年》,该小册子是通过私人礼物传给教育界的。任经纬认为,私立教育的状况是“黑暗”和“死路一条”。

“南阳”生死困境

在任敬毅于2003年底出售“南洋”股份之前,中国第一个民办教育品牌“南洋”已经感受到强大的生存压力。任静出发前,“成都南洋”和“阳阳南洋”被出售。

与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的资金来源非常简单,即学生的学费或储备金。因此,当放宽“名校和私立大学”政策时,公立学校以“民办”方式开放其招生能力,私立学校的生活空间突然狭窄。

对于任经纬而言,公立学校正在大力建立私立学校。它是打破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卡片。这仍然是一个谜。但是,任静宜的困境和愤怒已为当前的私立教育投资者所认可。

“我对旧文章中的所有问题都有相同的看法。我几乎面对他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广州新富教育集团总裁辛立建表示:《中国新闻周刊》。

广州现代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铁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南洋'是我们中国民办教育的缩影。任静毅离开'南阳'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就政策影响而言,他做到了。不夸张。”

中国民办教育的“寒冬”

任经纬在《教育炼狱十年》中写道:“我对此进行了粗略的计算。从2000年到2003年,中国公民社会学校关闭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只有几口还活着。”

到目前为止,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新闻周刊》只能了解各地私立教育投资者的总体情况。

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黄腾给出的数字如下:1993年,陕西省有民办高等教育机构322家,1998年160家,2000年86家,2002年66家,2002年55家。 2004年。估计明年可能有40个左右。 “ 1994年至2004年陕西的私立教育不是增长趋势,而是萎缩趋势。”

大同市南洋学校的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0年以前,大同有5所私立学校,每人1000人。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南洋家庭。”

四川第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清光亚也说:“五年前,除光亚外,成都的私立学校现在已经卖掉了转售的商品,品牌也被改变了。”

民办河南黄河科技大学校长胡大柏也曾担任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她用“可怕”二字形容郑州的现状:“原来二三十所民办中小学都很好。有不少名校。现在,三分之二的学生被甩了,剩下的学生也减少了。只有北大附属河南分公司由于形势强劲,处于有利地位。直接原因是名校办民校,有公办。名校一次办了43个班,根本不限制规模。”

北京汇财学校校长Hou Hui回忆说:“保守估计下降一半。在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有数百所私立学校。直到现在,幸存下来的人很少,生存也很痛苦。”《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从山东、浙江、福建、广州、云南等地的民办教育协会和教育局了解到当地情况,基本相似。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国家问题。

与老牌私立学校的苦苦挣扎不同,新的公办校改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市场空间。

山西省太原市公民教育协会王会长提供给[0x9a8b]的数字是:太原市有48所民办学校,其中27所是“公众参与”学校。有的在太原市举办,有的在普通学校举办。今年《中国新闻周刊》之后,太原市的学校数量迅速增加,今年批准了10所。

青岛南洋学校校长徐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公立学校通常能容纳3000人。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工作,可以容纳5000人或更多。他们的录取分数已经达到甚至低于私立学校。这些收费也接近私立学校。对私立学校的管理太严厉了。”

“我们最初的居住空间是公立学校分数线以下的学生。结果,我们的私立学校确实是一个死胡同。”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另一位校长的观点更为尖锐:“为什么公立学校不去农村等贫困地区增加对办学的投资?不要考虑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要去私立学校与“人”竞争。“

“促销”和“促销”

也有一些学者和教育投资者对这种冷酷无情的态度感到乐观。

清光亚说:“拥有一所私立学校总比一个中央政府好。这至少打开了私人资本投资的大门。从总数上来说,这仍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第一批绿色森林英雄们仍然有些失落。”浙江大学私立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认为,私立教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能说是由私立学校控制的。 “总体而言,私立教育阵营正在扩大。由此产生的私立学校质量相对较高,并将带来一些高质量的资源,这将使人们认识到私立教育的质量和品牌。”

据一些统计,由于公立学校的参与,私立学校扩大了整个私立学校市场。 2004年,北京市有各类民办学校2068所,比2000年减少138所,但学校规模已扩大到883所,是2000年的两倍。 221,000,比2000年增加了68,000。私立普通中学的学生人数为36,000,比2000年增加了17,000。

《中国新闻周刊》对私立教育界人士的采访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私立学校的数量正在减少,学校的规模和学生的数量正在扩大。”

一方面,总体规模有所扩大,另一方面,旧式私立学校的数量有所减少。两者之间的差异被某些人认为是公共教育资源向私立教育部门的扩展,这掩盖了原始私立学校的萎缩。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持这种观点。

一些学者和投资者只是将私立学校从公立学校转为“假人”。根据《中国新闻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此类私立学校必须具有“独立”校园,法人,财务会计系统,招生,学历证明等。

“实际上,这些假学校根本没有实现这些“独立性”,而是为了获得高学费收入。”许多私立学校的校长描述了他们的竞争对手。因此,在他们的描述中,私立教育的范围仍然是古老的“纯”私立学校,并且这一领域正在不断受到挤压和缩小。

政策歧视

“问题在于,确实存在不正当竞争,运营和监管方面的问题,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对私立学校的压力。这些压力不应由他们承担。”吴华定义了当前私立教育的困境。

他以《民办教育促进法》为例,并于今年6月突然取消了“文凭考试”政策:“这是与大量学校生存有关的政策,应该予以宣传和倾听。突然取消显然与《实施条例》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它于6月28日宣布,就在7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宣布之前。”

在政策的压力下,许多私立学校必须通过“文凭考试”和自学考试。取消文凭考试后,该政策的受益人显然锚定在各所大学中,并且他们拥有一个具有学士学位的“独立学院”。

“行政行为的合法化阻碍了私立教育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系统中的歧视。”张成林说。

看来中国民办教育之路仍在探索中。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第210期。